根据宋史的记载，靖康末年，宋徽宗禅位于太子赵桓，即钦宗。第一次开封保卫战胜利后，钦宗派李纲南下镇江迎回徽宗，尊为太上皇，一日三请三问，一派父慈子孝景象。

　　然而根据宋朝国子祭酒宋暎的墓志铭所载，徽、钦“两宫之间不能无间言也”、“靖康岌岌，外猘内讧”、“父子之间，几于疑贰”，与宋史中的记载“少帝事上皇，仁孝升闻”大相径庭。

　　徽宗有子32，其中有25人活到了成年，而赵桓是他的嫡长子，所以，在立储以嫡以长的封建社会赵桓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太子，但在徽宗心中承继大统的最佳人选却是与他“趣尚一同”的三子赵楷。

　　众所周知，徽宗当皇帝虽然不怎么样，但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吹拉弹唱、骑马蹴鞠，青楼瓦舍样样在行。

　　而赵楷的性情和爱好与其父相近，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宋人邓椿就称赞他：“学造渊深”，“多土推服，性极嗜画”，“时作小笔花鸟便画，克肖圣艺”。虽然其花鸟画“用墨粗，欠生动”，次于徽宗，但在其众多兄弟当中，实属鹤立鸡群。

　　政和八年三月，徽宗诏新晋贡士于集英殿殿试，赵楷亦在其中，结果赵楷“唱名第一”，时人指出：“内臣及第，始于梁师成；亲王及第，始于嘉王楷。”赵楷中状元与宦官梁师成中进士一样，均属史无前例的稀罕事。

　　当时徽宗一面降诏以示谦让：“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王昂为榜首。”一面指使词臣，大肆吹捧赵楷，“条万言之对，挥笔阵以当千；发内经之微，收贤科而第一”。这些过分夸张的言词，实为赵楷取代赵桓制造舆论。

　　相比赵楷的“优秀”，赵桓不但显得平庸了许多，而且兴趣爱好、为人处世与其父几乎完全反着来，徽宗风流倜傥，赵桓举止拘谨；徽宗多才多艺，赵楷“声技音乐一无所好”；徽宗以“好色”闻名，赵桓“不迩声色”；徽宗穷奢极欲，赵桓在东宫则号称“恭俭之德，闻于天下。”

　　所以徽宗对这个“不肖己甚”的长子颇有意见，据载，政和三年，宦官杨戬上奏：“家令杨冯将辅太子幸非常。”徽宗即刻“震怒，执杨冯而诛之。

　　虽然徽宗立赵桓为储，但一直有更立太子的心思，除了为赵楷造势以外，还一路给他封官。政和六年，年仅15岁的赵楷就被封为太傅、开府仪同三司，武宁、保平军节度使；八年，又迁封荆南、宁江军节度使，主管江陵、夔州两地，进封郓王；宣和四年再进镇南军节度使，主管剑南西川，兼管洪州；后又授宁海军节度使，主管河东，兼管太原杭州。

　　短短九年之内，赵楷就将全国各地的重要职司干了一遍，而且还都是军职，他也成为北宋一朝军权最重，独一无二的亲王。

　　宣和七年，金人兵分两路攻北宋。西路的完颜宗翰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守军纷纷弃甲而降。

　　消息传到开封，徽宗当即给气得背过气去，经过众人一番抢救，才苏醒过来。而醒来后，他办得第一件事不是与群臣商议如何抵抗，而是如何逃命。为逃跑方便，也为了不背负亡国恶名，他匆忙传位与赵桓，自己则躲进了龙德宫，打点行装，准备随时跑路。

　　赵桓虽然有上位的心思，但也知道这时的皇位是个烫手山药，于是坚辞不受，甚至哭晕几次，最后假装昏迷不醒，但这时的徽宗早已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心让赵桓背锅，于是也不经过赵桓同意，就下了禅位诏书，然后让内侍给处于昏迷状态的太子强行穿上龙袍，抬着上殿，放在了皇位之上。于是赵桓被迫“救江山社稷于危难存亡之秋”。

　　次年正月，还没过完年的徽宗就急不可待的开始跑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骚乱，影响自己逃命的速度，他借“烧香”为名，冲出龙德居撒腿狂奔，先是一口气跑到了亳州，略作休息，觉得还不保险，又逃到了镇江，其逃命之快，连禁卫都撵不上。史载，童贯和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率领胜捷军和禁军，直追到泗州境才撵上徽宗。

　　徽宗为什么如此着急，因为他对赵桓的品性以及宋军的德性一清二楚，虽然赵桓摆出一副圣德贤王的模样，对于父皇宠信宦官与佞幸，“每不平”，对于徽宗的穷奢极欲，直接下令击碎琉璃器，但他面对赵楷的夺储之争，“每怀兢畏”，无一计出，“事一不关怀”，只是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欣赏鱼缸里的鱼，“唯以髹器贮鱼而观之”。

　　当然有人可能说赵桓是善于伪装，应对极佳，但从后来他一系列的所为，就知道他本身就是一个极懦弱之主，跟伪装、应对，根本不搭边，即便宋史也称他：“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

　　然而这次宋徽宗却看走了眼，并不是说，赵桓突然转了性，而是他有了自己的“于谦”——李纲。

　　李纲是赵桓少数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另一人是李邦彦），当年开封起大水，百姓困苦，徽宗依然我行我素，骄奢如昔，时任起居郎的李纲就上书劝谏，还以赵桓为例，陈说为君节俭之道。

　　然而徽宗不仅拒谏，还下诏：“李纲所论不当，罢起居郎”，远贬沙县。赵桓对此颇为不满，但敢怒不敢言，只是私下赋诗一首，其中有“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其中的“凤”指的就是李纲。

　　赵桓继位后，难得英明了一回，他对李纲说：“卿顷论水灾疏，朕在东宫见之，至今犹能诵忆。”并拿出所赋之诗与李纲观看。李纲当即哭拜于地，表示誓死以报，于是赵桓将开封的保卫工作全权委托给了李纲。

　　李纲上任后雷厉风行，赵桓心中害怕，他就说白时中、李邦彦都是肱骨之忠臣，让他们出战必胜，二人都是投降派、贪生怕死派，一听就急了：李纲你少来，凭什么让我们去？有本事自己去！

　　于是，李纲硬拖着赵桓上城，在城楼上和士兵交换食物，他吃兵食，士兵分吃御膳，感动得士兵泪如雨下，于是开始积极修工事，铸炮座，设弩床，运砖石。等金兵开始攻城，发现宋兵竟然脱胎换骨，特别能抗，于是双方你来我往，打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金人竟然一时拿开封不下。

　　照这个情形打下去，原本是蛮好的，而且四面赶来的援军也在路上。但是坏就坏在徽宗在南方并不安分。

　　原本徽宗逃走，是坏事变好事，万一开封被破，赵桓被俘，也丝毫无损抗金大局，因为在东南的徽宗完全可以作为备胎，无形中降低了赵桓的“战俘价值”，使金人没有多少决心全力攻城。

　　徽宗南逃后恶习不改。到达扬州之初，便拟建石塔院，遭到僧人奚落：“何不取充花石纲”，才作罢。到达镇江后，“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需百出”，行宫“日给六千余缗”。沿途更是骚扰百姓，“所至，藩篱、鸡犬，为之一空”，“民既愁怨”，两浙极有可能酿成民变。

　　史载，徽宗在东南极尽拉拢收买之能事，如将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曾纡“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还破例让贵妃乔氏出面接待。而手握禁军的蔡京、童贯也都是徽宗的人。尤其是童贯，根本不把赵桓放在眼里，钦宗任命他为东京留守，但童贯根本不理皇帝诏命，直接率胜捷军破门而走，追赶徽宗去了。

　　当时的官员也大多看风使舵。弹压使范琼就公然宣称：“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于是徽宗在镇江，钦宗在开封，诰命并行，地方官望风观旨。一时蔡京和童贯请徽宗在镇江重新登基的消息满天飞。原来弃之不要的皇位重新成为香饽饽。

　　于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刚在开封站稳脚跟的赵桓决定先解决“内患”，为了忽悠徽宗回朝，他开始转向。

　　赵桓继位之初信任李纲，但这份信任是不得已为之，现在形势好转，他就开始倾向于投降派李邦彦。

　　李邦彦本来就在担任尚书右丞时，明里暗里多方袒护赵桓，是赵桓的亲信之一，现在他又提出与金议和，先解决徽宗，于是赵桓便顺水推舟答应议和，然后下令东南赋税尽送京师，原先宿州供徽宗使用的御前竹石钱十万缗不得交付徽宗，“以钱上京，毋擅用”。

　　虽然下面官吏打了折扣，徽宗亲笔写信给宿州知州林篪，要求将竹石钱十万缗“取其半”，林篪仅“输二十之一”，但类似事件不断发生，还是使徽宗的财源基本断绝，无力再支持在东南立脚。这时赵桓又派李纲亲往镇江请徽宗回銮。

　　李纲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徽宗回去，免在东南多生事端，徽宗其实也有此意，除了在东南过得“不顺心”以外，也知道镇江并非久居之地，同时他也妄想着等金兵退兵后，从赵桓这个性格软弱的儿子手上夺回权柄，继续过逍遥日子。

　　但他也有顾虑，也怕儿子性情大改，来一出玄武门之变，于是多方试探，他先是要求“居西洛”，就是回洛阳，李纲一口答应，后又让太上皇后郑氏先回开封，看一看赵桓的反应。据《后妃传下》记载，郑氏还朝后，赵桓执礼甚恭，消息传到应天府，“上闻之，乃罢如洛之议。”

　　靖康元年三月末，徽宗命蔡京之子蔡攸率军三千以扈卫行宫为名随同入京。蔡攸陪同徽宗到达符离后，就被赵桓派来的羽林军卫帅吴敏接走，从此成为案板上的鱼肉。

　　对于如何迎接徽宗，大臣们发生分歧，曾任太子宫僚达14年之久的耿南仲，首先提出建议：“尽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行宫，有敢入者斩”，“先遣人搜索，然后车驾觐见。”李纲坚决反对，主张：“止以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二人舌战两日，赵桓始终笑而示之，他并不反对耿南仲的建议，只是感到不合时宜，而且多此一举，这时太宰徐处仁表态：“陛下仁孝，宜郊迎称贺，何谓城守乎？”赵桓顺水推舟，同意了徐处仁的主张。

　　四月三日，赵桓亲自出郊奉应，徽宗终于还朝，并安然入居龙德宫，“两宫甚欢，无一间言”。

　　然而这只是赵构出于维护其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弄出来的史书假象而已，徽钦父子岂能安然无事？

　　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的建议，在徽宗入居龙德宫后立即变为现实。赵桓将徽宗身边的陈思恭、萧道、李琮等10名宦官“并行贬黜，不许入门，敢留者斩”，后来赵构就因此指责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

　　对徽宗左右人员的清洗，也绝非这一次。有官员上奏：宦官王仍、张见道、邓文诰“辄怀诡计，图欲离间两宫，边防动静，妄意传播。”所谓“妄意传播”，就是指为徽宗通风报信。赵桓“令三省觉察”，建议“及时裁处”，于是，王仍等“三人遂黜”。

　　与此同时，赵桓还在徽宗身边安插所谓“忠孝大节者”，如任命谭世绩、李熙靖共同主管龙德宫，责成他们“请见上皇，日备顾问，开谕圣意”，所谓“开谕圣意”就是劝告徽宗彻底退出政坛，绝不干预朝政。

　　赵桓于当年四月八日，“诏龙德宫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闻”；五月一日，又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将徽宗每天的活动及时上报。很明显，徽宗身边的官员乃至内侍，名为照料太上，实则监视徽宗。

　　然而徽宗仍不知趣，“犹时取财物，颁赐左右”，以收买人心。赵桓当即采取相应措施，“令开封尹籍其所入龙德宫物目，有得赐者出，即纳之于宫”。足见，其对父亲的警觉性之高。

　　徽宗身为太上皇帝，处境如此，心中自然愤愤不平。他每有手笔付赵桓，必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不满之意显露无疑。

　　徽宗这时又想前往洛阳，他断言“金人必再犯京阙”，请求钦宗准许他“自往西京治兵”。因为有前科，赵桓自然不会让徽宗离开开封半步，更不用说外出“治兵”了。此后，徽宗又提出“与帝出幸”，即父子同时撤离开封，同样遭到赵桓拒绝。

　　徽、钦父子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当年十月再度激化。这天是徽宗的生日，赵桓前往龙德宫为父亲祝寿。徽宗“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

　　大臣“蹑足”，分明含有警告钦宗勿饮毒酒之意。于是，赵桓“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次日，钦宗颁布黄榜：“捕间谍两宫语言者，赏钱三千贯，白身补承信郎。”这道黄榜仅贴于龙德宫前，分明是针对徽宗，史称：“自是两宫之情不通矣。”

　　可能这种父子相疑的事情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不到半年，金兵就二次兵围开封。而这时的李纲因为受到主降派的排挤，已经被贬至天涯海角。话事的成了主降派的李邦彦。

　　李邦彦内斗是一把好手，外战却是外行。兵临城下之际，他不是发动军民拼死抵抗，而是求助于虚无缥缈的鬼神，他启用声言会神术的道士郭京，命其全权负责守城事宜。

　　结果，郭京口中所谓的那些神兵非但不能刀枪不入，还被金兵杀得七零八落，如果不是部分士兵见机快，紧急关闭城门，仅一战金军就能冲入开封。

　　事后，面对全城异样的目光，这个郭神仙再次忽悠：看来还得我亲自出城作法才行。于是，他率领残余神兵，缒城而下。

　　不过，这次他没有冲向敌阵，而是头也不回地一溜烟跑了。就在此时，金军猛烈攻城，城上没有守军，顷刻陷落。

　　在攻下开封外城后，完颜宗翰并未立即攻击内城，而是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赵桓居然信以为真，命何栗和齐王赵栩到金营求和。宗翰说:“自古就有南北之分，今之所议，在割地而已。”又“请求”太上皇到金营谈判。

　　徽宗自然不干，他甚至还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受惊过度一晕不醒。赵桓无奈，只能亲身前往（看出不当皇帝的好处来了）。

　　史载，赵桓到金营后，完颜宗翰并不与他相见，只是派人索要降表。他不敢违背，写降表奉上。但金人却不满意，命令须用四六对偶句写降表，赵桓改易四遍方令金人满意。接着金人又要求赵桓在风雪交加的账外面北而拜，以臣子礼宣读降表，赵桓不敢反抗，一切都依金人的意思办。

　　可以说，赵桓将议和流程完全办成了投降仪式，而且一样不落，屈辱至极。然而这一切还未结束。

　　赵桓在金营受尽凌辱后，被放回东京。他一面走一面哭，见到迎接的臣民后更是嚎啕大哭，毫不顾忌帝王的威仪。据史料记载，赵桓行至宫前，仍哭泣不止，宫廷内外哭声震天。

　　后来金人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马万匹时，赵桓也是毫不犹疑的答应，为凑够金人所要马匹，赵桓不惜大索京师，“京城马匹为之一空，官僚竟有徒步上朝者。”

　　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赵桓也不敢怠慢，甚至让自己的妃嫔抵数，少女不甘受辱，死者甚众。官员有抗拒者，搜刮不到位者皆被处死，开封城内一片亡国末日景象。

　　不过这些都是徒劳，真正能够保护一个国家或民众的，只能是自己的拳头，而不是哀求，更不是“膝盖”。当金人再次要求赵桓亲赴金营谈判时，赵桓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无奈还是硬着头皮去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公元1127年3月21日，宋徽宗也没有逃脱前往金营当俘虏的命运。这一对亡国之际还忙于内斗的搞笑父子就此开始了“愉快”的“北狩”。

　　如果徽宗没有临危之际让赵桓背锅，没有在东南作妖，赵桓也许还能当一个逍遥王爷，甚至不会轻易改变对敌策略，苟延残喘一阵；如果赵桓没有将徽宗忽悠回来，徽宗也许还能在东南东山再起，当一个偏安的庸碌之主，如果问徽钦父子谁坑了谁，互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