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新版的浦东地图，在东西并行的碧云路、明月路和南北并行的云山路、白桦路，四路成井字形相交的一个空白地块，就是曾经生我养我的浦东老家——姜家宅。自上世纪90年代为配合浦东开发，这里整个村庄拆迁，几十户农户整体住进开发商在金桥湾盖的安置房。

　　我幼时的姜家宅，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一条名叫华漕达的河流从村中流过，把村子分成浜南浜北两大块，中间有一木桥相连，我就出生在浜南靠木桥边的一个农舍里。还有七、八条有名无名的小河浜又把宅子分成曹姓、王姓、周姓、姚姓、陆姓等若干个小村落。姜姓是大姓，有30多户，大都住在浜南。其它都是小姓，有的只有三五户，最多的也就是七八户，都是后来陆陆续续搬来的，大都分布在浜北和村边上。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华漕达可以行船，有小火轮直通黄浦江。在一些从江苏、浙江、安徽来的船夫用竹杆子撑的木船上，装满了缸罐碗盆，船主们顺着河道沿村叫卖，生意还蛮红火。乡下人要用的水缸、米缸、酱缸、粪缸，腌制雪里红、臭米苋、萝卜条的咸菜缸，乃至存放油盐酱醋的坛子，以及放在炉灶柴火灰里燉酥豆、猪爪蹄膀用的钵头等等，都是从船上买的。

　　姜姓的祖上在哪里，宅子是怎么形成的，谁也没有考证过。我现在已当爷爷了，我就听我的爷爷谈起过他的爷爷小时候曾经给他讲过发生在村里的故事，就像现在我对我的孙子讲的那样。反正自打上海开埠，这个宅子就有了，这里的农民是上海名副其实的“土著民”。最近，网上流传一段播音员用浦东方言报地铁二号线站名的搞笑视频，基本上是我老家的口音。比如：“风度（大）来喔”，“落苏（茄子）要伐”等等，因而常常被城里人取笑。我夫人是东北人，来到上海后，和说着浦东话的婆婆及几个妯娌交谈时，常常被弄得摸不着头脑，也真是难为她了。

　　那时，村上几十户人家都是择水而居，家家都有一个石砌的水桥，伸向河中。孩子们常常在这里嬉水，妇女们则在这里淘米、择菜、洗衣服。天天潮涨潮落。饮用的水一桶桶提进家中后，都要倒进有一半埋在地下的大水缸中，水放满缸后加进辗碎了的明矾，用搅水棍使劲搅过，脏东西便慢慢沉淀缸底，上面的清水可以用来做饭炒菜，甚至可以直接饮用。

　　这里民风淳朴，材民们和睦相处，无论是同姓人，还是异姓人之间，很少发生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争得面红耳赤的。我想，这很可能和村上一件不成文的习俗有关。

　　上海各地都有认“过方亲”的习俗，而姜家宅更特别。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几乎要认村上所有与自己母亲同辈且已婚的妇女叫“姆妈”（在北方叫认干妈）。这意味着，对孩子们来说，村上所有的长辈都是你的亲人；对大人来说，村上所有的孩子都是你的儿女；而对同一辈的孩子们来说，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有许多母亲奶水不足的孩子，都是吃着好几个“姆妈”的奶水长大的。孩子们要是在外面玩耍或放学回来，遇到家里大人不在家，随便进一家门，便可以端起“姆妈”递过的饭碗，坐下就吃，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多少年后，有的孩子在外面有出息了。村上所有的“姆妈”提起来都眉开眼笑，觉得脸上有光。可能是因为有着这样一层特殊的亲缘关系，所以大家都和睦相处，出出进进，客客气气，十分有礼貌。一声声亲切的“姆妈”，喊出了人性间最本质的向善的一面。

　　村上风气很好，很少有偷盗发生。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家家的大门白天黑夜都是开着的，互相串个门，唠唠家常，都很随意。村民们特别大方，比如家家院子地里种的蕃茄、黄瓜、玉米、甜芦栗等农产品，长成之后，自己舍不得先吃，却热情地摘给路过的行人先尝个鲜。村上还有一个习俗，叫“端全村”。这里的孩子满一周岁时，家里要下“长寿面”。长寿面要端给全村人吃，一家一碗，上面放上一块大肉或一块大排，先给村上最长者端上，而后挨家送，家人和自己最后吃。逢年过节要裹馄饨（姜家宅把包馄饨叫裹馄饨），下好后的热气腾腾的菜肉大馄饨盛进放好了肉汤的大碗里，也是全村挨家送完后才能自己和家人吃。先人后己，成了姜家宅一条不成文的规柜。有时候同一天碰上村里有好几家端的，这一天就不用生火做饭了。

　　我的童年就是在村里度过的，一直到18岁那年当兵去了东北。除了有过几次探亲假，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里有我的童趣和难以忘怀的乡愁。

　　村里及周边河道多，所以我的童年几乎就是在抓鱼摸虾中度过的。浦东人抓鱼摸虾的方式有很多：其一是拷浜头。在小河沟里垒起两道土坝，用一种把铁簸箕绑在长木把上的特制工具（水斗）把河水泼干后，就可以直接抓在烂污泥上活蹦乱跳的鱼虾了。

　　其二是用网捞。常常在大雨过后，鱼游到水面上来吸新鲜空气，一网撒下去，总能网到几条。有时家里晚上没有荤菜，或者来了客人要招待，只要到河沟里去撒上几网，开晚饭时准保有一盘红烧鱼端上桌。现在一发大水就要防汛，可我们乡下小孩那时候不懂啥叫防汛，就喜欢下大雨，发大水，那是抓鱼的最好时机，还能在水里撒欢玩。下大雨后，农民都要在水稻地边上开个口子，把多余的水往河里排放，以免淹了秧苗。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你只要听到河边有扑哧扑哧的流水声，那准是鱼儿在逆水而游往岸上窜呢。这时上去按住，保你一抓一个准，大都是鲫瓜子，不大，二三寸长。有时运气好了，一路上能抓到十来条，折一根树条子串起来拎着回家。

　　有一年发大水，把我家门前的场地给淹了，到天亮水退之后，开门看到，竟有两条斤把重的白鲢鱼躺在我家门边上，尾巴还在吧达吧达动呢，这当然是送上门的美味。那时候生态没有破坏，真是水丰鱼肥。

　　其三是用手直接摸。乡下男孩脱光衣服直接跳到河里，能沿着河岸摸到刚下完籽的大母虾。再就是摸螃蟹，在河岸边或者在水稻田的土埂上，见到一个个圆圆的洞（是新鲜的，不是陈旧的，看洞边的土质就能看出来），用右手伸进去，就能摸到呆在里边的螃蟹了。有时它伸出的钳子把你的手指头牢牢钳住不放，你要忍痛把它一点一点拖出来。使力要刚好，使力小了拖不出来，使力大了，钳子断掉，白费劲。拖出洞外，往地面一放，螃蟹松开钳子想跑掉，要赶快上去按住，否则吱溜一下又爬回洞中了，速度极快。有时候把手伸进洞里后，也会遇到险情，感觉到摸着一个毛乎乎的东西，那是蛇，要赶快把手拔出来离开。如果摸到的是粘糊糊的光滑的尾巴，就把手继续伸进去，用食指和中指再加上大拇指使劲夹住其头颈部位，拉出来的准是一条黄鳝。

　　还有用竹竿子钓、用笼子套、用叉子叉……总之，抓鱼摸虾的办法多着呢。现在的孩子，享受不到这样的乐趣了。

　　颇为有趣的是上小学读书的事。农村有学校，农村儿童能上学，这也是解放之后才有的事。解放那年，我已经5、6岁了，刚好赶上有机会读书的好时候。我的小学都是在庙里读的。小学一至三年级，是在村口的一座小庙里读的；四到六年级，是在离村几里地外一座叫“社庄庙”的大庙里读的。把庙里的“菩萨”集中一下，腾出几间庙堂放上黑板课桌就是教室了，供我们农村儿童上学。我们和庙里的“菩萨”共处一校，互不相扰。我们在这边的教室里读书写字，听老师讲课。从窗户望过去，隔了一堵墙，就能看到那边的庙堂里，“菩萨”们则在听老道、尼姑们撞钟念经敲木鱼。尤其是庙会那几天，人山人海，四面八方来烧香拜佛的，十分嘈杂。现在想想也很有趣，我们那时候的“抗干扰”能力，咋这么强呢？写作业也好，考试也好，庙里该怎么闹就怎么闹，一点也不受影响。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镇上的陆行中学。那时候金桥镇还通小火车，中学就紧靠在铁道边上，好在小火车只在早中晚时间才驶过，对我们的学习没有多大的影响。

　　当下，有很多人都在找“乡愁”。特别是长期住在城里又上了一点年纪的人，更是爱回想童年时发生在乡下老家的那些陈年往事，这大慨就是所谓的“乡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