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国庆档，《志愿军：雄兵出击》热映。鲜为人知的是，当年曾有一批上海女工入朝参战，有的还亲身经历了长津湖战役。

　　2020年10月23日，上观新闻发表读者谢波华的来稿《照片上的这些志愿军女战士是否安好？》。当日，解放日报头版也以《锦旗送给最可爱的人》刊登此稿。其中提到一段特殊的缘分——1951年春天，赴朝慰问团向26军军长张仁初将军赠送了一面由上海解放日报社制作的锦旗。

　　谢波华的母亲吕乃君就是赠送锦旗的慰问团代表。她一直珍藏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向首长赠送解放日报社锦旗的照片，另一张是与志愿军女战士们在朝鲜“简拂洞”的松林中的合影。

　　前些日子，26军的家属群里又讨论起这篇稿件，有人认出照片上的一位女战士储新华。她今年95岁，现住山东烟台。1949年，她们18位上海女工一起加入26军。1950年，结伴上了朝鲜战场。

　　在与储新华的儿子葛建军沟通时，为了回答记者的采访提纲，他第一次详细和母亲聊起当年的经历，并手写了20多页的回复，还提供了另两位女战士的回忆文章。并告诉我，随团慰问的记者王若望出过一本《赴朝慰问记》，其中有一篇《十八位女工》就讲述了她们在战场上的故事。

　　日前，记者在烟台见到了储新华，她精神很好，也很热情，讲起了更多自己在上海打工生活、在战场上冒雪前行、抢救长津湖战役伤员的故事。

　　我出生于1928年8月，老家在江苏宜兴丰义镇。祖父是当地的一名秀才，有些文化，我出生时他给我起名新华，意为新的中华。

　　我的家乡自古是鱼米之乡，但在的统治下，民不聊生，生活非常困苦，苛捐杂税很多，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从记事起就感到了生活的艰辛。家里的房子是用竹子和河泥抹起来的，上下楼吱吱响，因为年久失修，四面透风，摇摇欲坠。我的父亲因病耳聋，母亲又是小脚，家中兄弟姊妹四人，我是老大，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了我的身上。我又要洗衣做饭、打水喂猪、下地劳作，又要照顾弟妹，常常累得暗自流眼泪。

　　7岁时，祖父出钱供我上学。我深知学习的重要，一直很刻苦，晚上家里不让点油灯，就借着月光苦读，所以成绩也好。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沦陷，没多久，我们镇也被占领，日子更苦了。日本汽艇在江河湖中横冲直撞，日本兵在大街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看人不顺眼就是一枪托，我们下河被他们抓着就是一顿暴打，还被逼着学日语。他们见到漂亮妇女，更是无耻下流，发生过许多强奸妇女的事。父亲担心我，想让我去上海姑妈家躲躲，但此时上海已被占领，日军又在南京制造了大屠杀，因此没去成。

　　后来局势稳定了些，父亲托一位乡亲把我带到上海找工作，她满口答应，这时我才15岁，也想去上海闯闯。我俩在上海租了个3平方米的小房，每天看招工广告，但处处碰壁。人生地不熟的，找工作比登天还难。为了生活，我俩时常捡菜叶充饥，也上饭馆讨过剩饭，像个叫花子，还不时打零工。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大姐找到了她的一个亲戚，他把我俩介绍到了永安纱厂，这才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

　　永安纱厂规模挺大，我干的是摇纱工，就是把成捆的棉纱不停地搅缠到机器上。工作分白班、夜班，工作量很大，有时累得浑身酸疼，腿脚红肿，真想休息一下，但机器不等人，必须要跟上。工作虽然艰苦，但我非常珍惜，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厂内也得到了表彰。我的工资除了生活外，全部寄回家里。工会主席李希平给了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我一口气看完，被书中的人物深深感动，我决心做一个保尔似的人，不畏艰难、前赴后继、不懈奋斗。后来我才知道，李希平是一名员，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军困兽犹斗，城里到处是枪炮声。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了护产护工运动，成立了纠察队，防止特务的破坏。经过苦战，上海终于解放，我们欢呼雀跃，涌上大街庆祝。解放大军入城后，露宿街头，秋毫无犯，我们非常感动。

　　上海解放后不久，征召参军的消息传开了，我兴奋得彻夜难眠，第二天就去报了名。全厂共招10人，六女四男，我有幸榜上有名。经过政审体检，我正式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征召部队就是解放上海的26军，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由华野八纵改编。26军共招了18名女兵，都是有文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主要是上海纺织系统的。我们入伍时，荣毅仁先生特意给每人发了一支钢笔、一只手表、一个挎包，并多发了一个月工资，并承诺每人可帮助解决一名亲属进厂工作，工资与参军者一样。我们离开时，工厂召开欢送大会，会后，我们胸戴大红花，全场职工敲锣打鼓，夹道欢送。

　　到了部队，又是锣鼓喧天，军首长致辞，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后来部队换装，女兵穿连衣裙和长筒袜，半高腰棕色皮鞋，穿起来英姿飒爽，像变了个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羡慕的目光。我们女兵被分配到军政治部工作队，主要任务是政治宣传，发动群众。

　　1950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我军奉命令乘车北上，到山东滕县集结，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执行什么任务。11月5日，全军整备动员，9日到达抚顺，在此换装、补充武器弹药，并召开出国作战动员大会，大家才知道要去抗美援朝了。16日到达吉林临江，这里与朝鲜仅一江之隔，夜间实行灯火管制，战争的气氛很浓。

　　考虑到朝鲜的困难条件，领导决定安排女兵留在祖国后方。但我们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坚决请求要打过鸭绿江。部队领导被感动了，将我们18人编入政治工作队，随部队入朝参战。12月21日，我们踏上了朝鲜国土。

　　一过江，我们就目睹了美军的残暴，一路上，难民成群，背着孩子，头顶包裹，拖家带口，纷纷涌向鸭绿江边。行军到达满浦市，美军飞机刚刚狂轰滥炸过，到处是残垣断壁、熊熊火焰，电线杆东倒西歪，随处都是死尸。朝鲜人正在奋力抢救废墟下的人，我们赶紧停止行军，加入抢救。我们从废墟里拉出了几具尸体，又救出了几个伤者，许多人满身是血，有的人脸被砸变形了，有的断胳膊断腿，惨不忍睹。

　　我们军务在身，不能过多停留，一个钟头后便离开了这个烧焦的城市，向南行军。一路上我们心情沉重，残酷的战争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当时风雪交加，我们没有制空权，美机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三四分钟便来一次。所以我们不能白天行军，只能晚上借着美军照明弹燃烧的火光，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在雪上、冰河里、羊肠小道上艰难跋涉。美军投下的燃烧弹几乎烧光荡平了一切，到处火光熊熊，随处可见冻死、饿死、炸死的朝鲜百姓和我军官兵的遗体。很难遇到朝鲜老百姓，即便遇到了，也是老弱病残和儿童、妇女，男人都去了前线。

　　当时没有女鞋，我们只能穿大几号的大头鞋，脚在里面哐当哐当，磨得血泡累累，痛得钻心，但大家都一声不吭。朝鲜北方山高路陡，加上冰雪连天，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我们几个从上海来，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也没走过这么滑的冰路，像滑冰一样溜着走，一不小心便摔跟头，开始还觉得有趣，哈哈大笑，后来就笑不出来了。我们的棉裤被摔得露出了膝盖，寒风灌进去冰冷刺骨，全身都被冰霜覆盖，手指红肿发紫甚至变黑了，眼睛也睁不开。

　　殷咏雪是我们里面最小的，当时才16岁，她说自己有一晚上摔了83跤。即使这样，我们最多一天夜行军120多里，最少60里。周守玉是我们班长，她参军前是工会干部，员，她有关节病，但仍然一次次给大家加油、唱歌、说笑话，并且带头领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英雄连长王玉林”等歌，大家都受到了鼓舞。

　　由于敌机狂轰滥炸，粮食运不上来，我们三天都没吃到一口饭，但还得继续行军。行军途中路过黄草岭，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天降大雪，一会儿就封住了山路，山陡路滑，根本无法行走。殷咏雪体力不支，晕了过去。几名男战士把雨布集中起来，兜住她下山，我不停地掐她的人中，终于把她救了过来。由于风雪弥漫，向导也迷失了方向，我们走走停停，兜兜转转，累得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只能就地宿营。

　　在这漫天的雪地上，上哪儿去找个遮雪挡风的地方呢？我和周玉兰拿着小手电四处照，突然看到了一个掩体，过去一看，是一个美国兵躺在睡袋里，吓得我俩迅速拔出手枪，子弹上膛，指向了他，过了一会儿没动静，再仔细一看，他头部中弹，已经死亡，我俩把他拖出袋外，用雪埋了，躺了进去，各睡一头，一直睡到天亮，睡袋可真是暖和。

　　还有一个女兵把头枕在一个突出物上，天黑雪盖，她也分不清是什么，倒头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哇哇大叫，我们以为出了什么意外，围上前去一看，原来她枕着美国兵的尸体睡了一夜。由于事发突然，她脸色苍白，坐在地上好久没缓过神儿来。我和周玉兰告诉她，昨晚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教导员也说：这有什么关系，这是死掉的美国鬼子，这就是我们的胜利，原来你是坐在胜利上面了，这很好。大家不断谈到胜利，谈到打美国鬼子，那位女兵也就把惊慌和恐惧忘却了。

　　继续行军，又遭美军轰炸，我和炊事班几个战士躲在一个桥洞里。他们见我蓬头垢面的，笑着说，你们上海姑娘真不简单，冰天雪地，和我们一样行军，太了不起了。我笑着说，这有啥呀，我在工厂上班，每天要走一晚上，早就练出来了。他们又说：“上海人说话真好听，轻声细语的，慢悠悠的，我们爱听你们讲话。”我说“你们爱听，我们就多讲讲。”他们哈哈大笑。

　　有一天傍晚，行军到一处村庄，班长发现雪地里有些黑豆，便招呼我们把黑豆捡起来用锅炒。正炒着，来了命令，立即开拔。这时有几个朝鲜老乡拿煮熟的土豆要和我们换，我们大喜过望，行军中一路走，一路分。大的每人一个，小的每人两个，边走边吃，非常高兴，要知道，这时我们已经断粮了。

　　志愿军很苦，女兵比男兵更苦，来了月经没有草纸，只好拆开棉袄、棉裤，撕一把棉花，棉花被血浸染后，再被身体烘干凝固，非常硬，磨得大腿根出血，疼痛不已，这个月伤口刚痊愈，下个月又磨破了。夏天棉衣上交了，只好用树叶。军后勤部长见有的我们的棉袄、棉裤空荡荡的，弄清楚原因后他非常自责，难过地说，“是我的失职，对不起大家”。回去后，他立刻采取措施，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我们行军时路过一座桥，是美军的重点封锁区域，美机几分钟就来轰炸。桥早已被炸塌，我们只能乘敌机飞走的间隙从桥两边快速通过，河面已经冻结，雪厚达膝盖。我们把棉衣反穿，露出白色的里子，在树林中待命。尖锐的哨声响起，就没命地往前冲，没有队形，各自散开，能跑多快跑多快。跑得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这时美机又来了，照明弹一打，四周明晃晃的，我们赶紧卧倒。

　　有一名战士被发现了，敌机从天上疯狂俯冲下来，朝他射出一排排曳光弹，炸得他周围雪雾飞溅。但不知是何原因，那架飞机没能拉起来，直冲冲栽在地上，顿时燃起冲天大火，那个美国飞行员也葬身火海。我看得非常线多米处，爆炸声惊天裂地，我的耳朵嗡嗡响，身体都被震了起来，一股炽热的气浪扑过来，仿佛要熔化一切。这时哨声又响，我们爬起来，继续往前冲，顺利通过了这道鬼门关。

　　第二次战役打响后，12月初，26军投入战斗。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跋涉，我们也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长津湖附近的下碣隅里，这里离前线多公里，能清楚听到枪炮声。此时大家已是眼眶深陷，满脸裂纹。一路看到被冻死、饿死、冻伤、炸死、炸伤的战士不计其数。想到战士们没放一枪一弹，就牺牲在朝鲜国土上，真是让人心痛。

　　上级给我们配了两个医生，并派两位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担任队长和教导员，相当于一个野战医院的规模。我们到了一处竖着木牌子的山洞入口处，木牌上写着“伤员隐蔽所”，教导员和队长打开地图对照一番，就带着大家走进了一个很隐蔽的山洞。我们以为伤员隐蔽所至少有一个“所”的样子，结果走进去二三里路，到了一个树林里，什么房子也没有，20多个伤员就躺在草袋上面，上面是用松树枝架起来的棚架，它经不起雪的压力，成块的雪簌簌地落下来。伤员在冰雪中冻得嘴唇发紫，有人忍不住呻吟着。

　　我们学习了包扎伤口和换药，就立刻开始护理伤员。没有房子，就挖防空洞和地窖，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土冻得像水泥一样，一刨一个白点，我们想了个办法，用茶缸烧开水烫，化一层，挖一层，进度大大加快。我们满手血泡，仍然不停地挖。洞挖好了，还需要在顶上架上木材，防风雪，同时也可以防止被敌机发现。我们翻山越岭去砍树，每人扛着100多斤重的木头，肩膀压肿了，垫上毛巾继续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早日把防空洞盖好，让伤员住进去。

　　周守玉编了一段快板：“不让伤员冻，大家来挖洞，手上起了泡，大家忍住痛。伤员进了洞，四面挡住风，洞里暖洋洋，咱们都有功。”经过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挖好了防空洞，上面盖好松柴棒，再堆上土，一点都不漏风，伤员们挤在里头，很满意，都说有家了。

　　防空洞在山上，我们每天都要上山护理，我从没见过严重的伤口，刚开始见到血肉模糊的伤员，心里很害怕，但很快就适应了。我们还要给伤员喂水、喂饭、换药、擦洗、接大小便，有的伤员不好意思，不让我们接大小便，非要自己爬着去，还有人吵着要出院回前线。我一开始也难为情，但想到他们是为保卫祖国而受伤的，为他们服务不是天经地义吗？我的腿虽然一直肿着，但没有像他们那样挨过炮弹。这么一想，我全身都有了劲，把他们当亲人，精心照料。由于伤员多，血浆告急，我们都争先恐后自愿献血，就想尽快挽救伤员，让他们早日康复。

　　我和殷咏雪一个值白班，一个值夜班。因为我们岁数模样相似，口音也一样，有的伤员把我俩当成一个人，还劝我们：护员同志你不能这么不要命，一连三四个晚上不休息会累垮的，快回去休息，我们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到了雨雪天，我们的棉衣全被淋湿了，也没办法烘烤，只能用自己的体温慢慢烘干，我们一身湿漉漉地为伤员喂饭喂水，他们哭着用毛巾或衣袖为我们擦雨水。

　　我们虽然不在战场上，但也一直面临着死亡。手术队通讯员小赵才十六岁，长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十分机灵。他在一次送信途中被美机发现，追着他打，他中弹牺牲。抬回来后，刘队长含泪为他取出身上的子弹，共有12发，身上都打烂了。刘队长蹲在地上掩面痛哭，我们也伤心落泪，默默地为他送别。

　　我护理过一个两脚冻伤的战士。他的脚已经溃烂化脓，露出森森白骨，并有阵阵恶臭。我没有任何嫌弃，而是对他格外悉心照顾，细心为他清洗换药。他的情绪很低，常常看着脚发呆，我总是安慰他，开导他，与他说说说笑笑，拉拉家常，他的情绪很快恢复了过来，并积极地配合治疗，直到痊愈。分别时，他向我敬了个礼，郑重地说:“谢谢你，我会记住你的。”后来，他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

　　有一天早上我早起接班时，一个伤员说口渴要喝水，我拿起茶缸就去伙房，等我把水打来，他已去世了。我非常难过，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好好看护他，晚上为什么没有给他盖暖和一点。大家都很难过，流过血的英雄，这样子在毫无遮拦的冰天雪地中牺牲了。经过诊断，他死于心脏骤停。大家把他埋葬了，并在墓前竖上一块木牌子。

　　最令人痛心的是杜鹃之死。那天我们上山折松枝，薅干草，杜鹃照顾伤员几天没合眼，还有些发烧，想在半山腰的茅草房好好睡一觉。我们安顿好她，便分头上山。这时，一架美国飞机发现了这间小屋，俯冲扔下了两颗燃烧弹，瞬间草房燃起熊熊大火。我们在山上看得非常真切，急得大喊杜鹃的名字，希望她能冲出火海。可等我们冲下山，从灰烬里找出她的遗体，已经烧焦了，她的小手枪也烧成了铁疙瘩。参军前，杜鹃是上海新光内衣厂的预备党员。她能歌善舞，活泼漂亮，也有文化。想到她的死，我现在还是很悲痛。

　　20个昼夜的阻击战开始后，我们的工作越来越重。由于医院离公路较远，汽车进不来，伤员需要我们到公路上去背。女兵背伤员十分吃力，但我们仍然同男同志一样抢着背，没有一个退缩。有的伤员见我们是女的，坚决不肯，好言劝说也不行，我们不由分说搭起胳膊背上就走。我遇到过一个伤员，他的右肩膀被炮弹炸开了一个碗口大的洞，已经发黑变紫。我要背他，他坚决不让，说自己肩膀伤了，腿没事儿，可以走，于是我就搀着他慢慢地走了回去。后来他被截肢，不久伤口恶化，悄然逝去。

　　伤员越来越多，往后转运的消息越来越没有着落，严重的困难发生了，粮食快要吃光了，又没有小菜。王如梅、袁淑珍、高琴三位女兵自告奋勇地要去找美国罐头。我们焦急地等了一夜她们都没回来，第二天，她们竟然扛着四五十斤马肉满载而归。没有锅灶，大家就用松柴来烤马肉，就上酱萝卜干，滋味太香了。

　　这些粮食来之不易，她们说走了一路都没找到食物，终于在山脚下发现了一匹死马，本想把马拖回来，但拖了二三里路实在拖不动了，只得用空罐头铁皮，极其艰难地连撕带锯割下很大一块，再用棍子抬着马肉往回走。天黑后还走反了方向，遇到战友指路，才发现已经走出了40多里，便靠着北斗星指引摸索着返回，走到天明，又发现走过了头，经过路人的指点再往回走，才回到我们身边。

　　几天后，我军攻克了一个机场，上级让我们去拉战利品，我跟着去了，到了机场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到处硝烟弥漫，被击毁的坦克、装甲车、汽车冒着滚滚浓烟。美军的尸体遍地都是，我军也有不少战士壮烈牺牲，非常惨烈。美军的尸体被缴获的大卡车一车一车的拉走，不知运往何处。另一边，罐头、炒面、米面、牛肉、药品、饼干、布匹等战利品堆积如山。我深深被震撼了，这就是战场，这就是以命搏命的战场。我们满载而归，伤员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个机场打掉后，美机的轰炸次数也大大减少了。

　　有段时间，供应炮弹是头等任务，汽车开不上来，后勤部就组织我们去火线上运炮弹。从存放炮弹的地方运到前沿阵地，中间有30多公里的距离，炮弹是装在一个圆筒子里，一个圆筒装一个炮弹，扛起来大约有一二十斤重，首长命令女同志一律只许扛一个炮弹爬山。

　　在月亮的照耀下面，我们一连串白色的人在险峻的西崖岭上攀登，其中有后勤部和司令部的负责干部，有炊事员、通讯员、电话员，也有文工团和医院的护士们，为了伪装，我们反穿着棉袄，混在雪里，艰难地爬着山。一路上非常滑，两只脚之间的重点要是找不好，就会滑下来，弄成进一步、退两步。每个人都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到山顶，又是彻骨的寒冷。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可以直接坐在雪上滑着走，大家就说“上海人发明了电梯，这办法真是好”。

　　因为动员了所有的干部和机关人员运送炮弹，我们的大炮又活跃了起来，稳住了阵脚，但是一天所运的却不够打两个小时。近代化的武器和手工业式的运输发生了矛盾，配合不上。后来同志们想到了砍树做爬犁来运输炮弹。我们从被炸毁的村庄的门板和橱窗上起出铁钉，又找到了美军留下的电线，于是，成百上千个爬犁在半天之内就创造了出来。

　　一个爬犁可以载重一箱炮弹，也就是10发，运输的效率提高了10倍，拉的人也不像之前那样吃力，这是集体创造发明。文工团的青年们还创作了一首歌——我们的马儿不吃草，跟着我后面快快跑，我们的马车没轱辘，载的炮弹可真不少，炮弹喂饱了大炮的嘴，保管美国鬼子一个也跑不掉！

　　我们在运送炮弹的同时，周守玉她们和朝鲜民工一起转运伤员到后方。朝鲜民工的担架队各色各样的，有的是用松树扎起来、两个人抬担架的，有的是用牛拉的爬犁，有的是用6根棍子做成架子、人来拉。他们在夜间出发，满山遍野都是银白色的雪，地上反着光，只有公路像一条灰黑色的带子，一路迎着雪前行。周守玉说，担架上的伤员们盖的东西少，再加上担架的震荡，薄被子都被狂风刮了起来，伤员们在担架上冻得喊叫起来，几位女兵只得跟着担架说一些安慰的话。

　　朝鲜人在这么冷的天上身只是穿一件薄棉袄，下面穿的是薄灯笼裤，从胸口到裤裆围着一条两尺宽的棉褥子，这棉褥子是朝鲜人唯一御寒的东西，既可当棉大氅，又可当棉短裤，睡下来又当被子。他们听到志愿军同志冷得叫喊起来，就把自己腰里裹的褥子给伤员盖起来，把扎棉褥子的袋子捆在担架杆上，使被褥不会被冷风掀起来。一位伤员把头伸出来说：这样的朝鲜人，为了他们，我残废了也值得。

　　有一个朝鲜老大爷把带着的葫芦里的酒给担架上的同志喝，伤员不肯喝，让大爷多喝一点酒，身上也好暖和点。老大爷把酒喝了分给其他的民工喝，他们一喝酒劲头就上来了，一边拉着爬犁一边唱小曲——朝鲜的山长满着常绿的松，常绿的松，经得起冰雪和严冬，朝鲜人民在贫瘠的山区生长，冰雪和严寒使我们更加坚强，我们是长生不老松。

　　二次战役结束后，手术队奉命到五老里村休整，和朝鲜老百姓住在一起，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亲密，男同志帮忙拉犁耕地播种，女同志帮忙掰玉米。有一次我看到副班长拿着一块丢弃在山上的红色降落伞绸子，忽然有了个想法：这绸子颜色很多，大红、浅绿、金黄和白色，给朝鲜大娘的小孙子做衣帽一定很好看。副班长一听很高兴，领几个男同志捡回来很多，我给孩子做了一顶四色的小帽子和两双小鞋，大娘别提有多高兴了！

　　经过层层推选，周守玉被评为一等功，军电台台长陈炎一等功，我和施爱华二等功。恰逢祖国赴朝慰问团来到我军，我们几人被选为接待人员。他们带着从全国各地转来的慰问品，毛巾、水杯、笔记本、钢笔等等，还有一面上海解放日报社送的锦旗。

　　慰问团成员大多是上海来的，特别关心上海女兵的情况，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座谈会后，记者邀请我们立功的四人在简拂洞的松林里拍下了几张照片。照片中的我们没有任何修饰，裤腿棉絮外露，洋溢着青春的笑容，真实地再现了我们的精神面貌。

　　慰问团带来了祖国人民的问候，战士们兴高采烈，每到一处，掌声、欢呼声排山倒海，响彻山谷。慰问团主要任务是由各行各业的人做报告，介绍国内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官兵们备受鼓舞，更加激起了保家卫国的决心与信心。军首长也介绍了战场情况以及先进事迹，双方掌声不断。慰问团还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演出只能在夜间进行，舞台搭在松林深处，每个山头都留有观察哨。敌机来了，鸣枪示警，戏台上把灯罩一拉，漆黑一片。敌机走后，把灯罩往上一拨，光明重现，演出继续进行。

　　夏天是朝鲜的雨季，雨不分昼夜地下，山上山下到处是水，处处泥泞不堪，许多防空洞都进了水，甚至倒塌。给我们和伤病员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洞里成了小动物们的乐园，青蛙、蛤蟆、毒蛇、老鼠经常光顾，游来窜去。老鼠也不怕人，瞪着个眼睛与你对视。我们奋力挖沟排水、抢修、改造，浑身滚成了泥人。还有一些战士在坑道里被毒蛇咬伤，昏迷不醒，经过抢救治疗，康复归队。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签署的消息传来，我们欢欣鼓舞，跳啊唱啊，快乐得像个孩子。中朝军民同仇敌忾，不畏强暴，不怕流血牺牲，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我们回国是分批进行的，首先是老弱病残者及女兵，我们第一批回国。踏上国土时，我们百感交集，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回国后，大多女兵转入地方工作。我和周守玉、施爱华、殷咏雪脱下了军装，告别了心爱的军营，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我和殷咏雪在烟台，我先后在烟台市政府、气象台、蔬菜公司、街道办事处工作。陈炎在广州，周守玉在杭州，施爱华在济南。

　　回国后，我们经常电话、书信来往，关系非常密切，最近几年来往少了。殷咏雪前些年去世了，我去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如今也和周守玉、施爱华断了联系，不知她们是否安好。

　　今年是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当我得知谢波华的母亲吕乃君家中也有这样一张“简拂洞”的照片时，心情非常激动。特别是她还想念着我们，寻找我们，更是感慨万千。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慰问团成员，是一个活泼可爱，朝气阳光的女孩。没想到七十多年后，我们又联系上了，真是一段佳缘，这令我惊喜万分。

　　我这一辈子工作平凡，没有惊天的壮举，但我曾经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我最骄傲的人生插曲，也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光荣。现在好多事情都已经淡忘了，可抗美援朝的经历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我遇到困难挫折时，只要想起牺牲的志愿军战友们，我就觉得其他一切困难都算不了什么。我怀念我的战友、同事，祝愿他们幸福安康，也祝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