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在波士顿念书，这两年我这个空中飞人没少飞。偶尔看看两边的社交媒体，觉得，仿佛秋夜里往后院看去，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尽管话语体系不太一样，但是很多逻辑好像又差不太多。两边都有一拨人，一大拨人，像吃过手榴弹一样，随时炸裂，没有哑弹。

　　这些人非常愤怒，经常愤怒，菜刀是反复使用的图标，“杀”就一个字，中医一搭脉就知道，肝，问题出在肝，要喝什么蒲公英茶。

　　很久以来，想写一个小文章，讲述我在中美两地碰到的普通人的笑话，不能保证都很好笑，但是我能保证好好讲话，帮助读者降三高，去肝火，延年益寿。

　　去年冬天的时候，带着老婆女儿去奥兰多的迪士尼玩，奥兰多这个迪士尼很大，没个三五天玩不下来。

　　第一天去的时候，家里俩女的带一堆东西，全放在我的双肩包里，所以入场的时候我必须安检。

　　老婆上来的时候大胡子非常吃惊地朝着我们大声质问：“朋友们，我讲的笑话不好笑吗？”

　　我们忍不住尬笑了几声，这个，大约是他的KPI，让你进入这个著名的乐园必须从快乐开始。

　　第二天安检的是一位墨西哥帅哥，叽里咕噜说了几句，我一个字儿没听懂，为了帮助他完成绩效指标，只好仰天大笑了几声。

　　老婆后边一巴掌呼过来，“你有病吧，他只是说你包的拉链坏了，看能不能帮你弄好。”

　　一直以来，中国人总是被描述为缺乏幽默感，事实上仔细观察下来，老美的笑话绝大多数笑点都不高，属于侬开心就好。

　　我们的国人中，也并不缺乏“趣味主义者”，大约一百年前，一个叫梁启超的人说，如果用化学分解“梁启超”这件东西，会发现里头只有一种化学元素，名叫“趣味”，“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

　　今年夏天的时候住在重庆小镇的老父亲家里，他们这幢老楼大约三四十年了，住了几百户人，残破不堪。不过，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梦中情屋，幸福指数不亚于盖茨比的长岛豪宅。

　　这么说吧，二十年前，我35岁，一出电梯我就一跺脚，灯亮了，十年前，我45岁，左膝盖不大灵，跺不动了，一出电梯就拍拍手，灯亮了。

　　今年我55岁了，拍手都拍不动了，我就观察了一下家里92岁老父亲他是怎么把路灯搞亮的。

　　原来，他是周杰伦嘻哈式搞法，一打开家门，嘴里：“哼！哈！”灯竟然就亮了。斜对门小学一年级的小眼镜一听到老爷爷的哼哈，立即打开家门跳出来：“快使用双截棍！”

　　楼道里八户人家都有各自的打开路灯的专属声音，最角落一户女主人，她发出的声音我真的很难言传，但是我想他先生都不介意，我们操个啥闲心呢？

　　每天早上七点三刻左右，上班上学的高峰时段，楼道里各种叽里呱啦，故乡人民快乐的一天开始了。

　　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这本书中讲，中国画山川高远，人物渺小，西洋画则不一样，人物突出，背景有没有似乎都无所谓。

　　这意思大约是要讲对个体的重视、对人的尊重，这话题不好深究，深究了老费也不一定都对。

　　我的母亲是个战争孤儿，二战期间日本人对重庆狂轰乱炸，母亲家里14口人，13人死于日本战机的空袭，留下5岁的她被后来的外婆收养。

　　外婆家住在渝中半岛的民族路163号（现在是一个什么大厦），反正以前推开窗就能看到解放碑。

　　我们小的时候，听大人说，解放碑下面埋了日本什么高官的军刀还是手枪，引起了我们儿童团浓厚的兴趣。

　　小时候在外婆家过年，年初一开始我们就围着解放碑团团转，话说金字塔都有机关，摁一下芝麻就开门了，但是解放碑没有芝麻开门，在这个庄重而严肃的地方，小家伙们想看刀枪，没门！

　　2010年，年轻的美国医生霍华德到重庆来参加一个项目，他是搞眼科的，这个项目是到重庆的乡村帮那些患先天性眼睛疾病的小孩开刀，不知道是不是白内障这种，总之是一个免费的慈善项目，跟他搭档的是我重庆的酒肉朋友汤总。

　　有一天，在重庆的万州，一个农民带来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看不见。但是项目费用只是可以帮每个孩子各开好一只眼睛，这样他们至少可以正常生活。

　　沟通了一下，老农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方案，他想能不能把儿子的两只眼睛都开好，女儿就算了。

　　汤总跟霍华德讲了个大概，老霍惊讶得自己的眼睛都快瞎了：what the f***？

　　最后的结果，霍华德说他愿意自己出钱，帮女孩开一只眼睛，这一次，特别抠门的汤总也没有怂，他出了女孩的另一只眼睛的钱。

　　干完活快过年了，汤总请霍华德在重庆吃火锅，我们几个小兄弟都去了，都夸老霍是个好人，我还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儿，叫霍去病。

　　霍去病喝了点五粮液，中文就更好了，说他的继父的父亲（应该就是继爷爷吧）的哥哥（关系是远了一点）是飞虎队队员，往重庆运过物资，跟日本鬼子的“零式”战斗机殊死搏斗。

　　听了我母亲悲惨的童年，霍去病握着我的手说：“comrade邱，我们来晚了。”

　　老霍喝了有半斤的时候，说了一件伤心事，说他前天下午从解放碑洲际酒店打车去南岸看以前美国领馆的旧址，花了180元人民币，回来的时候发现只要20几块，才知道被前面一个司机坑了。

　　汤总的原话是说：“杂皮（意指垃圾之类）！勒种杂皮就不敢惹我，他们晓得我下起手来屁眼黑。”

　　霍同志既没要发票，也不记得司机叫啥长啥样，但是他醉醺醺讲了个细节，说车牌的号码嘿好记，最后三个数字都是：“three three three”“333”。

　　那天晩上，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霍去病沉醉于五粮液和老山城啤酒中，被我们抬到了洲际酒店的床上。

　　然后，有4个人在只有3摄氏度的晚上等在洲际酒店的门口，抽完了大半条烟。等了两个小时的时候，我的全身上下都硬了，僵硬了，我说：“你们真的会相信老汤这个哈批。”

　　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凌晨一点钟的时候，“333”亮着空车灯稳稳地停在酒店门口。

　　“333”开始的时候很嚣张，还拿了一把扳手下车来，汤总摁着他拿扳手的手一直往他自己的出租车上敲，敲出好几块凹陷，说：

　　霍去病的五粮液一下就醒了：“what the f***，你们可以自己执法吗？”

　　霍同志后面两年还去过我们的几个乡村给小孩子开刀做手术，最后一次大约是在2013年，他说这个项目结束了，不知道是没有钱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本来挺好的事，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在解放碑前合影留念，我讲起我们小时候找日本刀枪的故事，老霍兴奋得上串下跳，到处找机关。我最后还告诉他，据说，碑下面还埋着一颗日军投下的未爆炸的炸弹，当然引信已经拆除了。

　　我说：“不过你知道，炸弹这玩意儿，可说不清楚，万一正好跺脚跺到关键部位，咣！”

　　老霍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一跳三尺高，头发都被炸弹吓得竖起来了，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暴露无遗！

　　这个夏天，我在重庆家里看央视新闻联播，新闻里说，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在纪念活动的致辞中回忆了各自赴华参加抗战的经历和飞虎队员得到中国人民救助的故事。

　　秋天的时候，电视里报道说，莫耶和麦克马伦来到了中国，爬了长城，看了陈纳德的塑像，还在中国过了一百多岁的生日，温馨而美好。

　　我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忍不住想起霍去病的继爷爷的哥哥，也不知道这个曾经帮助我们轰炸过法西斯的老人是否还活在人世，是否来过重庆这个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否敢吃微辣的重庆火锅。

　　当然，我更想念善良的霍去病同志，我很好奇老霍曾经帮助过的重庆女孩过着怎样的人生，以及，“333”这个鸟人是否已经改邪归正。

　　我在这个夏天还看到短视频里说，解放碑下面还埋了一样东西，是抗战胜利后富兰克林罗斯福致重庆人民的一封信。不过后来我家乡的报纸又报道说，解放碑下面什么都没埋，传说中埋的几样东西都是段子，“历史岂容胡编乱造”。

　　说句实话，这些段子从小到大都没让我们有什么不适感，反而，像所有美好的谎言一样，让我们在希望与等待中领略人生之真谛，向前看，常回头。

　　确凿的历史记录说，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致重庆人民的友谊之信中说：

　　“远在世界人士了解空袭恐怖之前，贵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挠。此种光荣之态度，足证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君等拥护自由之忠诚，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谢永垂不朽也。”